清華王步高教授：國文教育的曆史責任——承續文脈（遺言）
東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王步高先生，於2017年11月1日12點10分在南京逝世，享年71歲。本文為王步高先生今年6月刊發的一篇文章，對當代國文教育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特此轉載，並附拙文以致哀悼！
王步高先生（1947-2017）
01
國文教育不受重視，教育品質不高，拖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後腿。國文教育未能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我這里所說的國文教育，是以語文為主幹的系列課程，既包括我在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開設的非中文專業的大學語文、唐詩鑒賞、唐宋詞鑒賞、詩詞格律與寫作等系列課程，也包括我們給非中文學科本科生開設的其他漢文學語言類課程，甚至不限於大學，也包括中小學。
我雖然一直在中學和高校從事國文教育，近年我才開始清晰懂得我們的工作是幹什麼的，其歷史責任又是什麼。當代國語教育的歷史責任最終要實現三個“繼承”和三個“提高”：繼承中華文脈、繼承漢語的語脈、繼承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德脈；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與鑒賞能力，提高學生運用白話和文言寫作的能力，提高學生根源於國語的邏輯判斷思維及研究性學習的能力，從而為造就能繼往開來的一代新人奠定較堅實的國文基礎。
02
“文脈”我這里主要指文字與文學，而主要又是指文言文字與文學。中華文脈主要靠文言延續的。王力先生《古代漢語》說：“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文言”在當初與口語基本上是一致的。後來口語不斷變化，而文言文卻越來越定型了。於是經過省略和美化的文言，跟口語就有距離了。口語因時代而變化，變化比較快。書面語也因時代而變化，但變化慢得多。在中華數千年曆史中，語言的口語變化非常大(特別是近期的網路語言)，而書面語的變化則比較小。書面語跟口語的距離越拉越大。文言能讓不同語言使用者“筆談”，是一種具有固定格式、卻不是非常困難的溝通方法。後人的散文、賦、詩詞、戲曲、文言小說，基本運用文言。文言有典雅精美簡潔的特點，各朝各代的文人，只是賦予其新思想、新語彙、新表現形式(如駢文、格律詩詞、散曲、對聯等)，基本語法辭彙無太多變化，因此，有一定母語基礎的讀者，適當借助工具書，可以順利閱讀三四千年前的古籍。這在英美國家是難以做到的，據說比莎士比亞更古老的典籍就比較難以看懂，而莎士比亞去世距今才剛剛四百年。何能如此？靠文言文法辭彙定相對穩定，而口語就變化大得多，壽命也短得多。年輕人用的許多網路語言我們不懂，我們用到四五十年前的“文革語言”，他們也恍若天書。繼承文言之脈，註定我們的母語教育應以文言為主。江蘇省教育廳退休周副廳長在無錫搞了個中小學語文教改班，希望初中畢業語文基本過關。他問我行不行，我說：“行！但必須基本學文言，如果以白話為主，高中畢業也不行。”這是早被實踐證明了的。古人十幾歲有中進士的，王拱宸(《宋史》稱他是李清照的曾外祖父)19歲(虛歲)中狀元，最年輕的舉人是明代楊廷和(楊慎之父)，13歲中舉人。語文基本過關要求肯定遠遠低於此。學書法要練毛筆字，學語文主要應學文言文。而且，語文水準主要靠“讀”出來，（“寫”出来的——仕隐窃补充，下同））而不是靠“教”出來，教能引導學生讀經典，讀名篇，（寫名篇），讀美文，（寫美文），少讀消遣之作。老師要指導學生如何讀、如何鑒賞、（如何寫作）。
“文脈”的另一方面是字脈，本文不擬討論推廣簡化字的歷史功過，我主張大學生，特別是像清華大學、東南大學這樣的重點大學的學生，應當掌握常用的繁體字。我在清華大學開的四門課，全用繁體字課件，在清華數百門公選課中少之又少，清華也容得下它們。期末考試，有一條10分左右的題目，就是把一首百字以內的詩詞中的簡化字改成相應的繁體字。我是想，作為精英的清華學子，在繼承中華文脈方面要求應更高一些。
繼承中華“語脈”，其主要的一條是知道入聲字，能從音韻的角度欣賞分平上去入四聲的格律詩詞。甚至其中一部分學生會寫格律嚴謹的格律詩詞，熟練運用入聲韻。推廣普通話的歷史功過本文不作討論，我認為推廣普通話的重大損失是廢除了入聲。古漢語的四聲剩下三聲(陰平陽平均屬平聲)，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我講“唐宋詞鑒賞”，列舉歷代十大詞名作(實為十一首)：
《虞關人》(李煜)
《雨霖鈴》(柳永)★
《水調歌頭》(蘇軾)、《定風波》(蘇軾)
《念奴嬌》(赤壁懷古)(蘇軾)★
《滿江紅》(嶽飛)★
《聲聲慢》(李清照)★
《念奴嬌》(過洞庭)(張孝祥)★
《青玉案》(辛棄疾)
《念奴嬌》(登石頭城)(薩都剌)★
《臨江仙》(楊慎)
以上加“★”號者均押入聲韻，這些名滿天下的詞作，慷慨悲壯，用入聲韻是其成功的關鍵之一。這11首中押入聲韻的有6首，超過一半。此外李白《憶秦娥》、王安石《桂枝香》、周邦彥《蘭陵王·柳》、陸遊《釵頭鳳》、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姜夔《暗香》《疏影》等名作也都是押入聲韻。杜甫古體詩的許多名作，也都是押入聲韻的，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哀江頭》《北征》均通篇押入聲韻。如今用普通話讀，基本不押韻，這些最優美的詩詞立即變成不押韻的詩體散文。我認為，押韻是韻文的起碼條件，它們連韻都不押，嚴格講已不是詩詞。神韻不再，鳳凰就成了雞了。
我在東南大學、清華大學開設“詩詞格律與寫作”，開始就要求學生學會辨別四聲，主要是辨別入聲。入聲的意義不僅在於押入聲韻的詩詞，許多入聲字在普通話裏已讀成平聲，如“一”“七”“八”“十”“博”“白”“甲”等，入聲屬仄聲，把入聲當平聲，平仄也顛倒了。我們要求家在無入聲的方言區的同學學會區別入聲韻，通過努力也是不難做到的，當他們聽到含入聲的漢語讀格律詩詞和一部分古詩時，會登時有仿佛聽到天籟之音的感覺，對古詩詞賦的音韻美有全新的感受。不會辨別入聲的同學鑒賞格律詩詞，是欣賞不了它們的音韻美的。
語言在發展，現在要完全讀出上古音已非常困難，方言裏保留了許多古音，尤其閩南話、粵語等方言保留古音最多。我家鄉的江淮官話，雖屬官話，跟北方方言較接近，又較多保留了入聲(甚至超過吳語區)。方言有其難懂、不方便交流的缺點，而南方方言保留入聲，又是普通話遠遠不及的，語文老師千萬不要在廢除方言方面過於賣力。方言全沒有了，古漢語的語脈也就部分斷了。全國的地方戲就大多唱不起來了。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應當包括繼承傳統語言文化，應當讓中國後代子孫仍能發得出入聲，辨別得出四聲，能欣賞格律詩詞的音韻美。
母語教育對繼承中華美德之“德脈”也關係很大。母語教育以儒家經典和古代詩詞散文為學習載體，弘揚傳統道德如“公平、包容、曠達、孝悌、仁愛、節操、自強、廉潔、知恥、誠信、中和、改過、節物、勤學、立志、感恩、民本、君子、愛國、愛情”等道德倫理，學習儒家、道家及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的精闢論述，也記下許多相關美德故事，讓學生背誦一些，懂得一些，見識一些，並以當代和西方的觀點相比照。對當代大學生乃至其他國民、幹部的道德情感世界能產生較大的積極影響，把被“五四”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破壞了的中國道德的優良傳統有所恢復乃至提高。當然，我們要的是中華傳統美德，決不能成為對“五四”革命精神的反動，把封建的糟粕通通找回來。女子裹腳之類習俗找回來的可能性不大，韓愈那種“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愚忠和頌聖傳統，“官大一級壓死人”等封建奴才教育等卻極有可能借機再起。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否則我們就把中西方二三百年的民主思想都否定了，那不是我們的初衷，更不是我們希望出現的結果。
其實，繼承中華“德脈”，與國文教育的各門課程均可聯繫。我在講大學語文與唐宋詞鑒賞，都要突出講烏臺詩案與蘇軾的黃州詞，用蘇軾在人生低谷的表現對學生進行曠達及挫折教育，教育學生學會“從黃連裏嚼出甜味來”。讀蘇軾《留侯論》以張良遇黃石公，橋下拾履，遭故意留難而不怒為例，懂得“忍一時之小忿，爭一生之高下”。文以載道，教詩文以延續道德傳統，提高全民族未來的道德水準，使德脈得以延續，是國文教育的又一莫大功德。
03
國文教育旨在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寫作）及鑒賞能力，這是絕大多數從業者的共識。光讀懂讀通還不夠，要能（寫作）鑒賞，用歷史、美學的眼光，多角度高屋建瓴地審視，（与古士君子同频，輸出經史子集）。透過表象，以內行的眼光，既看到其優點，也看到其不足。
提高學生的習作能力，似乎也沒有爭議。我所強調的不僅是白話文或稱語體文寫作水準，對清華、東南大學之類的重點高校優秀學生還應當具備文言寫作能力，能用文言（注疏經典，寫作史傳、學案），寫作書信、詩詞對聯、賦、雜論等的能力。我在清華提倡了幾年，實踐證明是可行的。詩詞寫作等有專門課程，教會學生寫詩、填詞、對對子；其他文言寫作目前是與大學語文的平時作業和期末考核相聯系。凡是可以同時用文言文寫作的文章都允許用文言寫作，對寫得好的加以褒獎，考試給高分。對清華、東南大學這些大學生，鼓勵部分同學寫一些文言的書信、雜論完全行得通。這對（沉潛經史，接聖近賢，培育儒士風範），提高學生文言學習興趣，提高國文水準非常有利。
“提高學生根源於國文的邏輯判斷思維能力”，我提出這一命題，是基於對國文教育的基礎定位。國文是一切課程的基礎，它的水準制約其他一切課程最終的水準。（文言文又是非常精致，非常縝密的書面語言。）我本科是學德國語言文學，任何人的外語水準總是受其母語水準制約的，外語超不過母語，是不容爭議的。清華大學招生有個幾段美談：1929年夏，錢鍾書報考清華大學，而他的數學成績僅15分，但是他的國文成績和英文成績都是特優，主管錄取的老師便將他的成績報告了校長羅家倫。羅家倫沒有只注重總分，不看重考生的單科成績，而是打破慣例，予以破格錄取。錢偉長考清華大學時，語文、歷史滿分，物理成績僅5分，數學、化學兩科成績加起來也不過20分，而英文則是0分，最後他先錄取到歷史系，一年後轉入物理系。後來他們都成了大學者。請問如果他們的母語只考0分或5分，即使其他課程有一個兩個滿分，他們能成大才嗎？他們能成為自己學科領域的錢鍾書、錢偉長嗎？肯定不能。
大家再考慮一個問題。晚清民國初年，清華曾是留美預備學校，從宣統元年(1909)派出47人，次年70人，以下各年人數分別為：63、16、43、44、42、51、51、74、7l、79、97、61、91、67、79、97、91、50、37(見《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截至民國十九年，沒有一年出國人數超過100人，其中還有些所謂“專科生”，未必出國。當然除清華外還有些去英法日等國留學，不在此統計之數，許多人甚至學非所用(如魯迅)，其中出了一批大師級的學者。改革開放30多年，出國留學人數超當年百倍千倍，其中也有許多出色的專家，但成為大師級的卻很少很少。他們同樣啃了洋面包、喝洋墨水，睜眼去看世界，受世界最先進的教育，其學歷也毫不遜色於民國的大師，結果卻大不相同。他們有一點大不如民國時期的留美學子，國文水準大大不及，尤其文言水準大大不及。（其根基已不是國學的根基，没有古聖先賢的土壤，开不出絢爛的花，結不出堅實的果來）。看來，國文會制約一個人最終成就的高度。
國文水準對一個人來說仿佛一臺電腦的操作系統，它是基礎，是基本的。你可能花百倍千倍的價格去買其他專業軟體，但必須與該操作系統相容，否則叫“不支持”。電腦的“不支持”是一目了然的，國文的“不支持”雖然是看不見的，卻是客觀存在的。國文水準太低，使你對許多新的、怪異的事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無動於衷，無所發現，無所創造。國文水準的提高，可以改善我們的邏輯思維判斷能力，詩詞等還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一個平庸詩人能提出的問題，比十個高明科學家能解決的還多。如果一個高明詩人與高明科學家綁定在一起合二為一呢？他不就是蘇步青、周培源、華羅庚嗎？他們都寫得一手好詩。（國文又建構一個聖賢大框架，徵聖宗經，鑒往知來，又淘治情操，淨化人心，是教育教化的核心。）
我們呼喚大師，要回答錢學森之問。作為一個國文教師，我的回答是：我們的國文教育出了問題，拖了後腿，這雖不是唯一的答案，卻一定是幾個最重要的答案之一。國文水準上不去，（儒生氣局出不來，大人之學到不了），大師是出不來的。呼喚大師的同時，我們應呼喚國文教育的大提高，（聖賢教化的大轉變）；呼喚提高高等教育品質時，不忘呼喚提高國文教育水準，（不忘史呼喚在大學人文傳業開設古詩文寫作課）。他們也是可以綁定在一起，應該綁定在一起的。沒有後者，前者實現是很難的。作為國文教師，認定國文教育的歷史責任，就不會為自己的細小成就沾沾自喜，也更能認清自己格局狹隘、根基不深、知識欠缺、眼光短淺。看到我們與前輩清華人如王國維、陳寅恪的差距，就不再怨天尤人，以為懷才不遇；相反也不可望洋興嘆，萎靡不振。我們要認清自己的歷史責任，為這“三繼承”和“三提高”的使命夙興夜寐不懈努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己。
>原題《試論當代國文教育的歷史責任》，載《中國大學教學》 2017年第6期
“六藝文言”面向全社會開展文言專業課程
中華民族復興在文化，文化復興在教育，教育復興在承續文脈，以重建士大夫階層，扭轉社會風俗與治理模式，復興傳統文言文是承續文脈的核心與關健。當前社會，在私塾教育這一塊，普遍缺少文言文寫作教育，先生與老因為這一塊的缺失無法深度地教學相長，與傳統私塾教育的差距依然很大，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傳統科舉弟子的差距也很大。體制教育方面，基本沒有專門的文言文寫作課程，即便有也是一些業餘興趣班，沒有建立廣泛而穩定的機制。社會自發學習方面，多是自己摸索學習，興趣性居多，國學根基不牢，缺乏系統性、機制性學習訓練，而且受傳統“文人相輕”及“恃才清高”的影響，互相學習交流指正有限，沒有師友的切磋指正，難以上臺階，多半到一定程度就止步了。
為此，基於振興文脈的歷史使命，提升私塾教育深度與高度的需要，改革體制教育，讓孩子們遠離網絡遊戲的毒害，本書院成立六藝文言網絡學院，專注於文言文網絡專業培訓，由當代文言復興運動先驅、六藝書院山長仕隱君先生擔綱核心課程導師，其他高賢為輔助教授，吸納一批志者、學者，通過扎實專業學習，培養一批文言傳承骨幹，推動文言復興，為文脈承續、教育與文化復興作出歷史與時代貢獻。我們教學實施一年以來，先後研發並組建了成人初級班、在讀學子班、成人預科班、復旦大學文舉班、體制中學文導班、荔枝微課等學文系統，大學文導班也在落實中，取得了積極的進展，數百名各界人士，通過我們學院踏進了讀書作文的殿堂，與傳統讀書人逐步在一個頻道上，並取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與驅染力，直接體現是，王財貴季謙先生主持的文禮書院也聘請了專業文言老師，創辦《文思》雜志，開設文言課程，行業其它國學書院也在積極洽談課程植入事宜。我們欣慰地看到，在文言復興的征程中，取得的這些進展，我們相信，沉睡的大地會越來越蘇醒，以文育士、取士的路會越來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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